1967年，牛津哲学家菲利帕·福特在一篇关于堕胎伦理的论文中，顺手构造了一个假想场景，没想到它日后成为全世界伦理学课堂出现频率最高的题目：一辆失控电车正驶向绑在轨道上的五个人，你可以扳动道岔让它转向另一条轨道——但那条轨道上绑着一个人。你会扳吗？绝大多数人（约九成受访者）选择扳：牺牲一人挽救五人，数字说得过去。
真正的好戏在变体登场。汤姆森教授1985年的版本：同样是失控电车、同样五个人，但你站在人行天桥上，身边恰好有一位足够重的大块头——把他推下去可以挡停电车。你会推吗？这一次，同样的大多数人坚决拒绝。可从数字上看，两个案例一模一样：一命换五命。为什么亲手推人就不行？
这一落差撕开了两大伦理传统的分歧。功利主义（边沁、密尔一脉）主张看结果：五大于一，扳与推都应该做——但推人的直觉抗拒提示我们，有些事情的结果计算覆盖不了。义务论（康德一脉）主张看行为本身：人是目的不是手段，把胖子推下去是把他当工具，性质与「扳道岔的附带伤害」截然不同——电车难题由此成为检验「双重效果原则」的经典沙盘：伤害是被预见的副作用，还是达成目的的手段？
【文献出处】菲利帕·福特《堕胎问题与双重效果原则》（1967）首次提出该案例；朱迪思·贾维斯·汤姆森《电车难题》（1985）提出天桥变体；迈克尔·桑德尔《公正：该如何做是好？》第一章以此开场，使它进入大众视野。现实中自动驾驶算法、医疗资源分配都在直面它的当代版本——这道题没有标准答案，它的价值恰恰是逼每个人说出理由：你依据什么下判断？看清自己的道德操作系统，比选对更重要。
——本文出处：Foot (1967)；Thomson (1985)；桑德尔《公正》，如果有侵权请联系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