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的人很难想象：两千三百年前的中国，与儒家并列为「顶流」的不是道家，而是墨家。韩非子在《显学》篇里白纸黑字地写道：「世之显学，儒墨也。」墨家门徒鼎盛时有数百人，皆能赴汤蹈火，摩顶放踵利天下。
墨家是一套高度组织化的平民理想主义：十大主张——兼爱（无差别地爱）、非攻（反对侵略战争，并为弱者守城）、尚贤（不党父兄，不偏富贵）、尚同、节用、节葬、非乐、非命、天志、明鬼。他们有严密的团体纪律，首领称「钜子」，纪律「以巨子为圣人，皆愿为之尸」。秦汉以后，这套过于苦行、依赖组织的学说迅速消歇，几乎失传，直到清代考据学才被重新发掘。
法家走的则是另一条路。它不是一个门派，而是三种技术的汇流：商鞅重「法」（公开信赏必罚），申不害重「术」（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），慎到重「势」（权位与形势）。韩非集三家之大成，构建了君主专制的完整操作系统——人性趋利避害，故不恃人之为善，而禁人之为奸；不务德而务法。秦凭此富强并吞六合，也几乎因苛法二世而亡。
【文献出处】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；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墨家、法家小序；冯友兰《中国哲学简史》第五、六章。
墨家输在理想太高悬、组织太刚硬；法家赢在直面人性幽暗、操作可执行，却也因只讲利害不讲温情而难以独存。汉以后的帝国实际上是「外儒内法，剂之以道」——三家各取所需，合成了一套两千年治理的合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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